从“制器”到寻觅“制器之器”，这是洋务派循着近代文明规律向前跨出的一大步。1865年，李鸿章在容闳赴美买回的“制器之器”的基础上建立了据说是“无论何种机器可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8]的江南机器制造局。此后，其他地区也相继建立了这样的机器厂，这实际上是把魔力无穷的大机器工业引进了中国。此后，无论人们愿意不愿意，包括洋务派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能不接受它的教导，跟着它朝前走，渐渐地把整个近代工业体系都引进了中国。更重要的是，大机器工业本身就是一部读不完的活生生的启蒙教材，它带给中国人以全新的工业文明的观念。中国人不仅由此认识了大机器似乎是超自然的“鬼斧神工，真可怪诧”[9]的巨大威力，更看到它远远胜过小农经济的优越生产力，大机器又是可广泛用于穿山、航海、掘地、渡河、陶冶、制造、耕织等方面的“利器”[10]。“有机器，则人力不能造者，机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仅能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则所成之物必多矣。”而且所成之物必物美而价廉，“四方必争购之”，传统手工业无法与之竞争，因此主张“用机器殖财养民”。[11]

在这样明白的对比面前，一切反对机器工业的理论都成为谬论。建立大机器工业形成必然的趋势。在这股趋势面前，始作俑者洋务派既有几分清醒，也有几分无奈：“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覆，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12]李鸿章的预言基本没错，不到十年，沿江沿海的“富农巨贾”们就开始跟在洋务派后面设厂制造牟利。尽管官方一再阻难压制，但它仍以新生事物特有的顽强生命力，渐渐蔓延至整个中国。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新的社会力量以至新的观念形态由此成长、壮大。李鸿章们决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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