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士大夫们沿着“振兴商务”的道路继续向前走时，“商务”的本来规律又引导他们进一步更新观念：“重商富民”。因为事实已使他们认识到，要“振兴商务”，就必须走“富民”这条路。实际上，始终关注洋务新政的王韬早就悟出了这一道理，并且已明确告诉统治者：“商富即国富。”[20]对泰西富强作了深入观察的郭嵩焘则详述道：“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21]即国家富强的根本是“富民”，从而把求富强落实在“富民”这一基点上。在这里起作用的仍然是规律，而不是“阶级利益”。因为很难说郭嵩焘、左宗棠们是代表当时并未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说话。从他们的主张看，立论的角度主要是为了国家富强。但是，当士大夫们为求国家富而“振兴工商”，为“振兴工商”而主张“富民”、“利民”、“富商”时，已经不自觉地循着文明规律向人们指示了一个与强化封建统治相反的新方向，即资本家阶级的方向。因为循着近代文明的规律，顺着“富民”的方向，思想敏锐者提前将“富民”一“重商”一商“握四民之纲”这一必然趋势揭示于世人面前。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更深层的传统伦理观念一一“重义轻利”也走上了瓦解之路。

很显然，“重农抑商”观念与“重义轻利”观念是紧密相连的。“抑商”是为了防止商所代表的价值观对代表封建伦理的“义”的腐蚀；“轻利”正是防止人们弃本图末，危及封建统治之根基。但在“大变局”的时代里，既然以富求强已不可避免，“求富”也就势在必行。而且它决不会只停留在抽象口号的层面上，必然会落实为具体行动，并且也必然会被人们升华为价值观。“商贾具生财之大道”[22]自然成为人们的共识和共同追求的目标，“先圣”所构筑的“重义轻利”、“天理人欲”之类伦理堤防也就被来势越来越猛的“生财”、“求利”洪流所冲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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