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却相反，具有无穷魔力的工业文明从进入中国的开始，就紧紧牵住了士大夫们的鼻子，驱使他们循着近代文明的规律不停地向前走。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近代文明规律进一步向深层次发挥作用。这个规律在当时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一是70年代后，随着军事工业的发展，逐渐牵出了工业文明体系中与之相联的另一环节——军事工业遇到了原料、燃料、资金、机械设备以及运输、通讯条件等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这实际上是历史以间接的方式教导洋务派：“制器”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军事工业不可能孤立存在，必须有与之相配套的开矿业、运输业、通讯业、机械工业、轻工业等。二是洋务派在洋务实践中，发现“末”比“本”更能赚钱致富。这是历史以直接的方式给洋务派们以教导。李鸿章的这段话正是这种教导下的产物：“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人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14]这是站在政府税收的立场上，看到了西洋之强在于富，富源则来自于过去受鄙视的“末”业的税收，进而得出了“富国而后强兵”，“必先富而后能强”[15]的道理。
于是“求富”便成为洋务派倡言的、朝野颇为流行的口号。洋务派认为这是“寓强于富”。在传统伦理规范内讳言的或不能堂皇言之的“富”，开始成为士大夫们公开倡言、公开追求的目标，“自强”运动便被推向更高阶段的求“富强”运动。从此“富强”二字联用，被作为完整的*术语频频出现在皇帝谕旨、官员奏议和公牍、朋僚间讨论政事的信函和报刊的议论中。有人甚至主张把“富强”作为“有所不能废”的“治天下国家”之策。[16]而在观念领域，国家“富强”已被许多人确认为那个时代的价值准则。
因而19世纪70年代后，洋务派们把注意力和活动的重点都转向了“求富”，创办那些并不直接给朝廷提供自强“利器”的矿山、电报局、纺织厂、轮船局等。这些能产生财富的企业也引诱着士大夫们，其中一些人为了一己之富，或堂堂皇皇、或隐姓埋名、或独自、或合伙地向这些求利事业投资。中国社会又多出了一个名词：绅商。
进而，规律又把这群士大夫拖入更深一层伦理观念变革的过程中。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把农业视为“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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