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洋务派与顽固派互为对立的思想主张，已经揭示出两种互不相同的价值观：是以“社稷”和伦理道德为唯一的价值取向，还是以“富国强兵”为第一价值取向?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顽固派的价值观的确有着“远见卓识”，因为在当时，一味讲求富强，必然会挖掉“社稷”的根基；但就当时国家而言，洋务派的价值观更符合实际，因为，排斥富国强兵，又如何能支撑已是风雨飘摇的社稷?结果讲求实际战胜了道德空论。1860年，大臣赵树吉上奏，要求朝廷“求所以自强之术”[2]。1861年，冯桂芬、奕訢也都提出了“自强”口号。[3]这以后，“自强”口号在士大夫阶层越来越成为压倒一切的呼声。尽管他们所说的“自强”主要是指清朝统治的“自强”，但它的实际作用是对传统的唯伦理思维和伦理至上的价值观的否定。因此“自强”本身就是一个不自觉的启蒙口号。

“自强”的启蒙意义更体现在它的内容上。这些内容并不是书面的理论、嘴上的口号，更多的是行动对当时社会所起的启蒙作用。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派大员们几乎同时提出了“制器”主张。奕訢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 [4]李鸿章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5]所谓的利器，即枪炮、轮船、电线、铁路等。在洋务派看来，它是强化清朝统治的利器；但事实上，它更是启蒙的利器。因为在现实的危机面前，当这些近代文明“利器”一一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后，原来对近代事物茫然无知者，开始有所了解；原来耻言西学者，开始改变立场；荒唐的奇技*巧说逐渐消失；“惊若鬼神”、视为“妖术”者也开始以平常心对待西方事物。枪炮逐渐取代了弓箭刀矛，铁甲火轮渐渐取代了木帆船，儒家空泛的“礼义”、“人心”说只能让位给实实在在的“利器”。近代文明“利器”首先从军事领域掘开了传统文化的堤防，写下了近代文化启蒙的第一篇章。

紧接着，“制器”活动的内在规律把建立大机器工业的必要性提到了洋务派们的面前。1863年9月，受过系统西方教育的容闳来到安庆，给洋务派认识这一必要性提供了机遇。容闳在面见曾国藩时，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在中国建立大机器工业体系的建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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