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气勃勃的近代工业文明进攻的面前，儒家文明的防线越来越往后收缩，近代文明事物的地盘从军事领域为开端，逐渐扩展到工业、商业、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从皇室到达官贵人不仅渐渐地使用了电灯、照相，乘上了火车，而且还以此为荣耀。总之，接纳西方文明事物成为一股越来越扩大的趋势，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渐渐纳入工业文明的范围。而且在观念上，工业文明渐渐成为一些士大夫头脑中的价值尺度，李鸿章甚至以此为标尺批评“先圣”：“我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13]说明当时中国人头脑中，近代工业文明的理念在升值，儒家伦理原则在贬值，传统的信仰支柱在摇撼。这是比机器工业战胜小农经济更危险的趋势。

工业体系的建立还教导中国人如何建立一个工业文明的社会。正是在工业经济的带动下，中国人慢慢学会了与之相配套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如钢筋水泥建筑，宽阔的马路，整齐排列、适合小家庭的新式民居，路灯、公园、娱乐设施，以及卫生、市政管理等等。并且还带动了生活方式的变革。例如，服装开始倾向于短衣窄袖，甚至西装革履；交通工具方面，轿子渐让位于马车、东洋车甚至脚踏车；自来火、自来水、电灯开始在中国人的家庭中出现；居住渐喜爱西式的小洋楼等。民众生活习俗趋洋，在一些工商业城市尤其明显。这种“民风”不只是慕新趋奇，更是中国人在工业文明的启导下，生活方式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表现。总之。在近代工业文明这具启蒙“利器”下，封建蒙昧主义不得不向近代文明新风让出地盘。

“求富”：伦理观念的启蒙

洋务派为了强化清朝政府的统治而引进西方的工业文明，并企图掌握住这些引自西洋的“利器”，让它跟着封建统治者的意愿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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