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那段时间里，更具启蒙意义的并不是思想家笔下的新准则、新理论，而是那些实践者们的行动。因为在传统时代，士大夫是一般民众的行为表率。当洋务派大僚们热烈讨论着如何“求富”，如何开辟“利源”时，当他们大张旗鼓地兴办和经营“求富”、“求利”的局、厂时，不经意间，已经循着近代文明的规律给许许多多迷失于“本富”的中国人做出了示范，指引了方向。

作为启蒙的成果，同、光以后中国社会“求利”、“求富”之风气日盛，报刊上公然倡言：“天下攘攘而往者何也?熙熙而来者又何为?曰：为利耳……利，时之义大矣，四海之大，五洲之众，非利无以行。”[24]在这股好利社会风气的导引下，科举考试也受到冲击。社会上出现了“以经商为第一生业，科第反在其次着”的新风尚。如浙江定海，由于士人们“多改就商”，以至应试者从原来的500~600人减至百佘人。[25]另据当时的报载：“现在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凡开办公司，“一经禀准招商集股，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26]应该说，同、光间中国社会兴起的这股重商、求利、求富的新风尚，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洋务派行动的启蒙。

“采西学”：知识与观念的启蒙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给“学”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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