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张之洞，在广州筹建的炼铁厂，后因他调任湖广总督，炼铁厂就随同张迁至总督府对岸——汉阳。长途搬迁费用之浩大，生产适应可否，有无条件，这些，他们是从不作任何考虑的。所以，企业愈办愈穷，而经办人则愈来愈富。正如郑观应所说：“我国创一厂，设一局，动称官办。既有督办，又有总办，更有会办，提调诸名目。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囊者尤多。所成一物，比外洋昂率过半……”（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纺织”。）李鸿章在“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容阂：《西学东渐记》第63页。）这还不算李氏在安徽所占的大量土地。丁日昌、沈葆靖、胡光庸等无不因此而成为百万富翁。
“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目的的卑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66页。）洋务派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假借名义而创办的这批工厂，卑鄙的目的是清楚不过的，它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一个工厂就象个屠杀场，除了用于镇压革命直接屠*民外，还因为这些工厂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了维持这批工厂，清政府就不得不增税加厘，所有的负担都压在劳动人民的头上，驱使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1874年有人就这样描述过福州船政局：“福州船厂在以往几年，不过只是个大玩具而已，看着很漂亮，但完全无用；同时，不要忘记它对福建一省的摧残，为了它，这一省的苛税变得十分沉重。”（参阅《捷报》卷8，第194页。）
另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贫困的小农经济社会里，凭空建立一批这样规模宏大的纯消耗性的军事工业，对社会经济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破坏。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来看，这种脱离市场，脱离正常消费的生产，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存在的可能。马克思在《*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3——94页。）“生产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象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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