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中大批官员都是由政府指派，选择的主要依据是资历、明分、级别以及与洋务派的关系。这批人都是饱食终日对生产和管理一窍不通的官僚，全凭权势瞎指挥。例如，张之洞办汉阳铁厂，事先不作任何调查了解，铁矿都没有勘定好，就“先后电驻英公使刘瑞芬、薛福成，定购炼钢厂机炉。公使茫然，委之使馆洋员参赞，亦茫然，委之英国机器厂名梯赛特者，令其承办，梯厂答之日：‘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若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配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薛福成据此复张，张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薛福成以告梯厂，厂主唯唯而已。”（《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册第468页。）这段文字，今天读来真使人啼笑皆非，竟荒唐到了如此程度。一种显然正确的意见，被置之不理，结果不问适用与否，均按长官意志行事。1891年从英国买回两座贝色麻炉和一座马丁炉，此炉根本不适合冶炼大冶的铁矿砂，无法将其磷质完全除去，炼出的钢容易脱裂。结果花了巨资，炼出无用之钢，又得另购机炉，重起炉灶。

燃料也是如此，事先无调查，无计划，炼钢炉来后，才盲目开采，找了几处均不中用，只得购买开平和德国的焦炭，开平焦炭每吨要银十三两，德国的每吨要银二十两。而每炼一吨生铁所需焦炭1．1吨，当时生铁每吨只值银二十两左右，仅可抵偿所耗焦炭的费用。

厂址的选择，原定汉阳大别山下，因该处地势太洼，必须筑地基九尺，修筑江堤一段，才不至于水涨受淹。此地既不接近原料产地，也不接近燃料产地，造成运费增加，提高成本。盛宣怀就曾提出：“大冶江边煤铁锰矿与白石均在一处，天生美利，如在江边设厂，百世之功。惜在大别山下，转运费力，屡谏不从。”（《李文忠公全集》电稿120上引孙书，第一辑，下册，第774页。）张之洞以“与省城对岸，可以时常亲往督察”（《张文襄公全集》卷135．电牍14，引孙书，第一辑下册，第77页。）为理由，将厂址圈定在汉阳龟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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