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惨败，几十个卖国条约的签订，使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已尽，这条百足之虫，危在旦夕。一些敢于面对现实的官僚们，也感到这两次鸦片战争的浩劫，给中国带来的祸患和灾难实在太深了，因而不时发出“创巨痛深”的叹息。广大人民和爱国知识分子，目睹整个民族蒙受的莫大侮辱，目睹这濒临亡国灭种的惨象，纷纷寻求救国救民之法。当时，中国向何处去！便成了头等的大问题。残酷的现实严肃地摆在包括部分统治者在内的中华民族面前，何处何从，必须当机立断。因此，各式各样的救国救民的药方、兰图、模式……被提出，并在社会上错纵复杂地交流着。影响较为广泛的有洪仁□的《资政新篇》，冯桂芬、王韬的《校□庐抗议》，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提出的“办洋务”，也有尚未公开正在积极酝酿和迅速向太平天国集结的革命力量。总之，各种力量和各式各样的主张，都在这条十字路口汇集，供人选择。

在当时国内外勾结，崇洋媚外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不用说，取胜者自然是“洋务派”，而且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所谓洋务运动。这种脱离现实的极其错误的决策，也并非偶然，因为反动统治者在不久前的两次鸦片战争中，饱尝了洋枪、洋炮的苦头，深感外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无可破之法，这“苦”永无申吐之日。用洋务派主将李鸿章的话来说是：“居今日而攘夷，日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李文忠全集》奏稿，卷16，第32页。）很明白，在他认为要将外国侵略者逐出中国，那是不可想象的事，他们只希望维持荒*奢侈的生活，苟安于这种投降受辱的处境，保持这种所谓“和局”。另一方面，清政府无耻地对外投降，军队的溃败和官僚机构的极端腐朽，均已暴露在广大人民的面前。这个对内专制镇压，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统治者，已经失去了“天朝”的一切尊严。加上鸦片的泛滥和商品输入的增多；大量军事赔款的偿付和军事费用的支付；白银的外流和银贵钱贱的加甚，旧捐税的提高和新捐税的层出不穷，这一切，迫使人民反清斗争日益加强。仅根据《东华录》一书的记载，从1841年——1849年间，农民起义或暴动达110次之多，地区遍及关内各省。整个封建制度的危机已一触即发，如同火山爆发的前一刻，腐朽的清王朝就象坐在这座火山的顶上，惶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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