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强力冲击下，清皇朝的专制政权已摇摇欲坠，为了支撑这行将崩溃的大厦，反动统治者进一步出卖民族利益，用满足侵略者的要求为条件，得到了洋人供给的洋枪、洋炮、和运输船只，并和侵略者紧密联合向太平国进攻。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又尝到了“船坚炮利”的甜头。双手沾满了革命者鲜血的大刽子手——李鸿章，当时就洋洋得意地说：“购买外洋枪炮，设局铸造开花炮弹，以资攻剿，甚为得力，利赖颇多。”（《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1页。）左宗棠也说：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所以取得“胜利”，是“虽曰兵精，亦曰器利”。（《左文寰公全集》奏稿，卷52，第87页。）这就是清朝统治者热衷办洋务的主要原因。另外，创办洋务，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引进近代化大机器生产，比之封建顽固派不得不说要识时务得多。更何况这又是当时最时髦而高雅之谈？殊不知，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腐败不堪的封建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封建生产关系崩溃之势已成，少得可怜的物质财富也被洋人搜刮已尽，国民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象一个虚弱的病者，已无力支撑。这种无视现实，大办洋务，想摆脱危机，求其一已之利，在落后的小农经济社会里，凭空矗立起一批宏大的近代化工业，无异如使一个急须温补之体，强服大吐大泻之药，严重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举着学科学的旗帜反对科学，失败岂有不惨之理呢？可是，有人认为：“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的付产品。”（《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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