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对问题的看法要比林则徐高明。他不但在中西武器差距上有与林则徐类似的认识，而明确的要“以彼长技御彼长技”(魏源：《军政篇》，见《圣武记》卷一四。)，并且在如何学习和运用西洋长技上作了较为深刻的阐述，和提出具体的方案、措施。他要求创设近代军事工厂不仅是制造战舰等新式武器， 而且要做到一切“有益民用”的机器和新式生产工具，“皆可于此造之”；不仅国家投资设立工厂制造这些机器设备，而且鼓励“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者来投资创办，制造出来的工具，“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二。)这些表明魏源已有用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远远超越林则徐单纯在军事技术上学习西方长技的思想。从实质说，魏源除要“师夷长技”以在战场上战胜外国侵略者外，并有了在商品市场上与外国资本主义相角逐的思想。
由此可见，清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要改变旧的原始的军用武器，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是由于清朝的统治和天朝的尊严遇到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威胁，作为清统治支柱的军队受到西方新式武器沉重的打击。因此，在鸦片战争时“中体西用”思想所表现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变革”和“御侮”四个字。即变落后为先进，以有效地抵御外侮，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清封建专制统治这个“体”。这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方针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就是中国近代所特有的洋务思想的开端。这个开端显然是个进步。
若干年来，学术界一提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少不以反动二字加之。果然如此吗？它发端于鸦片战争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要变落后为先进以御外侮，这不是有进步的积极的一面吗？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想体系的起源及其性质与作用的问题弄清楚，可以论述一下“洋务”二字的概念了。洋务（原来叫“夷务”）本来是指清政府与外国打交道的一切事务。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变为以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包括外交、贸易的一些事务称为“洋务”。洋务既是以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心的与洋人打交道的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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