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当人民革命被镇压之后，社会主要矛盾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突出出来，这些师夷长技以制人民的洋务派，是否有可能再变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者呢？答复是肯定的。如果其中多数人不能作这样的转变，那就是不合逻辑了。这，不仅在理论说得通，在实际生活中也确实存在。

　　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各地人民和少数民族起义到一八七四年也相继被镇压下去。正在这时，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一八七一年沙俄侵占伊犁地区，一八七四年日本侵略台湾、东南海防与西北塞防同时告警。接着英法等国也纷至沓来地侵犯西南等边境地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对清政府统治说，威胁它的主要不是国内人民革命而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了。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中体西用”思想的洋务派，除极少数死心塌地的民族败类外，必然要从师夷长技以制人民，变而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的事实确是如此。七十年代以后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洋务派中的抵抗派也随之不断地涌现。这种情况，固然可以从摧毁英俄走狗阿古柏政权，和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的左宗棠身上得到典型的说明，也可从张之洞、曾纪泽、刘铭传、丁汝昌等人的抵抗主张和行动中得到证实。当然，社会现象是复杂的，前进与后退，进步与落后，抵抗与妥协，光明与黑暗，等等同时存在，一个历史人物的言行也往往有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在大堆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你所需要的论据。我所举的上面这些抵抗派人物，你也可以找到他们妥协一面的资料。但不能否认，他们的总倾向是抵抗外来侵略。

　　在七十年代以后，以“中体西用”思想作指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表现在军事上由对内镇压人民，转而对外抵御外侮，尤其表现在经济上抵制侵略，即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以在市场上“制夷”。所以这时的取洋人长技，不同于前一时期仅仅是军事技术上的东西，而是除军事技术之外，更多的注重于一般民用机器技术和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引进与学习。因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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