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洋务运动从求强转变为求富并以求富来求强的时候，正是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急剧加强的时候。洋务派的求富目的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自一八五八、一八六○年《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暂时停止或缓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而特别是在经济侵略方面大大加强。外国的商品输入激增了：在四、五十年代每年中外贸易额不过一千万至三、四千万海关两之间，一八六四年则达到一亿○五百万海关两。而这种增长趋势正在发展着。问题还不在于贸易额的增长，而在于：一、由四、五十年代的出超变为六十年代的入超；二、商品进口结构起着不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变化：即与广大人民生活最切近的商品如棉纺织品的输入增长很快。这样，输入的货物愈多，漏卮愈大，对国民经济的损害也愈重。于是在七十年代出现了发展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挽回利权的思潮。一些有心人呼吁：中国应赶快发展近代工业，使“凡中国所需于外国者，即可自行制造；外国所需于中国者，并可自行贩运。收回利权，扩我远图。”这样做去，“将使洋人进口日见其衰，华人出洋日征其盛。富国裕民之效，可操券而得焉。”人们还呼吁：不仅要用机器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进行抵制，还必须发展近代航运业以进行抵制。他们说：“洋船往来长江，实获厚利，宣宾夺主，害不独商。”而提出“凡西人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以上引文均见郑观应：《商务》，《易言》二十篇本页二四。)的主张，以发展近代航运业与外国航业相竞争。连李鸿章也说，办轮船招商局“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李鸿章：《试办招商轮船折》，《李书·奏稿》卷二○页三三。)“不致为洋人占尽”，也就是所谓“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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