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而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中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中心内容的洋务，那么办洋务就是大好事，而不是坏事，是褒词而不是贬词。所以魏源称学习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洋务事业为“受益”之举，他说：“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巧受之，继则邪教烟毒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魏源：《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二。)然而，顽固派颠倒是非，目学习西方长技为大坏事，把“受益”说成是“受害”。直至洋务运动时期，对“洋务”的观感仍然基本上是先进与顽固的是非界线。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就把办洋务比为“君父之有危疾”而“百计求医”的行为；谴责那些“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的所谓“正人者”，为“痛诋医之不可恃……而坐视其死亡”(引文均见郑观应：《西学》，《盛世危言》卷一。)的奸臣逆子。
由于鸦片战争时闭关自守的顽固派掌握着国家权力，把要变落后为先进的“师夷长技”的代表人物林则徐革职，谪贬伊犁。 清朝的顽固派打算照老样子统治下去。有先进思想的人们再也不敢谈以“师夷长技”为中心内容的洋务了。
可是，历史不是如顽固统治者想象的那样发展。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起义，并形成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清朝统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侵略进来了，不仅清王朝受到侵略者的威胁，整个中华民族也遭殃了。这时，一些有心人，担心国家民族的危殆，认为非变不足以挽救国家民族于垂危之中。于是，一八六○年前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变革的思潮。一八五九年洪仁□的《资政新篇》；一八六○前后容闳向太平天国建议的七条纲领，以及他向曾国藩所提发展近代工业的献策；一八六一年刊行的冯桂芬的《校□庐抗议》；以及王韬在这时期一些学习西学等有维新倾向的言论，都表明了这种变革思潮的形成。这些思想家们的立场、出发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尽一致，但他们都要求“变”则是相同的。前二人不一定有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后二人则有比较明显的“中体西用”思想的，而尤以冯桂芬为最鲜明。他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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