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采西学议》,《校□庐抗议》卷二。)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明确表述“中体西用”观点的一个人。《校□庐抗议》是贯串着这一观点的有理论体系的一部书。如果说冯桂芬是“中体西用”思想的理论家,那么,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则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当然,冯桂芬的理论与奕、曾等人的实践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从《校□庐抗议》全书看,冯桂芬要用西学为手段来维护封建统治这个“体”的思想,是既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又要师夷之长技以制人民。即他为了保卫清朝的统治,要用西学为手段,既战胜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又要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这是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年间,太平天国革命蓬勃发展和英法联军侵略,使国内阶级矛盾和外部民族矛盾都很尖锐,而同时想解除两种敌对力量威胁之时出现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事实上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对清政府来说,是没有这种力量同时战胜两大敌人的。那一种敌对力量是致清王朝死命的力量呢?统治者认识到是太平天国和其他人民革命的力量。“两害相权取其轻”。清政府采取了对外国侵略“和好”并依靠其先进军事技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达到维护清王朝为首的地主阶级统治的方针。于是,清政府在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屈辱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余,开始了购买洋枪洋炮、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是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直接继承和运用,也是顺应一八六○年前后变革思潮的一个表现。洋务派把地主阶级改革派纸面上的议论付诸实践了。
叙述到这里,可能有人要说,林则徐、魏源与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师夷长技”这一点上虽然 一致,但前者是“制夷”,后者则是“降夷”以制人民,性质有别,何以说有继承关系?我认为,林、魏与奕、曾、李等人不仅在“师夷长技”上相同,阶级立场也是基本一致的,即都要维护清王朝为首的地主阶级统治。这样的阶级立场,在外国侵略震撼清政府统治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者,但在另一历史条件下,即人民革命震撼清政府统治的时候,就有可能是一个师夷长技以制人民者。地主阶级改革派处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两对矛盾都很尖锐的情况下,“两害取轻”的从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者转变为师夷长技以制人民者,不仅是可能,而且还有其逻辑必然性。冯桂芬就是从地主阶级改革派转变为洋务派代表人物的。这种现象,我曾称之为“一个思想体系两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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