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薛福成于1865年在《上曾候相书》中提出，西洋诸国，以英、俄、法、美四国为最强。我国禁烟之役“以致战则丧师，和则辱国。于是中国之情实，历历在西人之目”。（《薛福成选集》，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但是，现今应不为气馁所穷，事在人为，“必有术以挽之，然后不为邻敌所侮”。（《薛福成选集》，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为此，他进一步提出，“言其体，则必修政刑，厚风俗，植贤才、变旧法，祛积弊、养民练兵、通商惠工，俾中兴之治业”（《薛福成选集》，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的治国主张。同时，又强调应对外开放，吸收西方技术，快速发展自己。他提出，“西人所恃，其长有二：一则火器猛利也，一则轮船飞驶也。”“彼之利器，可购而得也。西人好自炫所长，彼之技艺，可学而能也。”（《薛福成选集》，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此，应“筹备专款，广设巨厂，多购西洋制器之器，聘西人为教习，遴募巧匠，精习制造枪炮之法；特选劲队，勤演施放枪炮之法”。（《薛福成选集》，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此外，还要模仿俄国那样培养人才的方法，招收聪明的学生学习外语，学其外国之技术，以便达到强兵富国之目的。

　　薛福成在《上曾候相书》中还提出了“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的治国方针

　　“养人才”，他认为“古之取士者，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三者兼用而不偏废”，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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