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不继，一不得势，则心孤而气馁矣”。同时，对英、法、俄、美四国也要作具体分析，他们之间存有矛盾，“势均力敌，其先皆有仇隙，非能始终辑睦也”。故要利用矛盾，并牵制他们。“以商民、教民牵制彼国之效，夫既夺其所长，又乘其所短”（《薛福成选集》，第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可见，这是薛福成的外交之策略和练兵练将之法。
“挽时变”，薛福成对当时社会上鸦片弥漫和洋教盛行，提出感叹，“害则洋烟不禁，渐染日广，传教通行，许其保护，此中国之大损也”。“盖洋烟盛，则挠我养民之权。洋教行，则挠我教民之权”，“此时局之变之尤可忧者也”。“若默揆时变而善挽之，事所急也”。为了尽快杜绝鸦片的毒害，要采取举措，“治其源者，在绝中国人之嗜”。并对抽鸦片的官吏要马上处置、罢黜其官位。至于洋人传教，教士及信徒如犯了法要按中国法律处理，“仍由地方官照例惩办”，“凡教民之倚势犯法者惩之”。（《薛福成选集》，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曾国藩见到薛福成的这一上书后，大加奖誉。邀其进入幕府，襄办政务、军务约八年之久。
曾国藩是当时洋务运动的倡始人，但他刚从封建的营垒中迈出一步，仅参与了洋务运动第一阶段的活动，思想中保守的成份比较浓厚。例如，曾氏一方面主张大力购买、仿造西洋船炮，另一方面又对外国最新式武器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李鸿章是当时洋务派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创办的洋务事业最多，主持洋务运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他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对富国强兵的主张以及对内改革新的态度，都超越了曾国藩和左宗棠。同治11年（1872年）薛福成进入北洋戎幕，追随李鸿章办理“洋务”，参与国家大计，并多所建树，称名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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