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自幼年开始接受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教育，必然决定了他在成为清政府一名汉族出身的官员后的思想行为模式。他殚精竭虑地维护支撑正在倾斜坍塌中的清政权的统治，使尽浑身的解数，对内以文武之道，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和起义；对外研究如何对付洋人的对策。但是，对洋人游说在中国酝酿兴建铁路的问题上，从已有的史料分析，我认为李鸿章并不像有的史学理论工作者论述评价的那样，与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沆瀣一气，甘心情愿做洋奴买办，出卖中国的资源和经济利益，做“洋大人”的“阶下囚”。相反，这个时期他对洋人保持着高度的警戒（或曰“戒备”）心理，竭力阻止洋人在中国继续扩大经济侵略的范围和规模，企图阻止洋人以先进的物质文明染指行将崩溃的落后的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竭力阻止反对洋人在中国修建铁路，在中国通过兴建铁路攫取更多更大的物质利益。

　　李鸿章由反对西方列强在中国兴建铁路出发，对在西方已经诞生五十多年，但是刚刚传入中国很短时间的铁路的整体性认识，在思想认识上经历了一个由知之甚少、知之不多，不甚认识到知之较多，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最后转化为直接上书清朝中央政府，论述对铁路的认识，阐述兴建铁路的诸多利处，主张兴建铁路，并且身体力行的发展过程。他由坚拒西方列强在中国兴建铁路到力主兴建铁路的发展过程中，或者说在他的从政实践中，在思想认识上，对铁路的社会地位、重要作用，逐步发生变化，并且逐渐形成了对铁路和兴建铁路的较完整的思想认识。

　　为了能够更详尽地分析和研究李鸿章这个时期对铁路的思想认识和发展变化过程。本文将较多地引证李鸿章在这个时期关于反对外国人在中国人兴建铁路和主张中国人自己酝酿兴建铁路的言论。

　　在开始阶段，即在1863年至1867年间，李鸿章与所有的清政府官员一样，反对由外国或中国自己兴建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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