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李鸿章在开始阶段，由于其自身对铁路一无所知，更不知是何物，加上盲目的排外心理，因此采取了极其错误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坚拒西方资本主义诸列强在中国兴建铁路的要求。我不能建铁路，你更不能建铁路。如果你找第三者游说调解充当中介人，我还要对他们追究。这种极其封闭的思想，等于完全拒绝在中国大地上以任何形式接受兴建铁路，将现代的物质文明拒之国门以外。

　　第二，李鸿章虽然尚不能从本质上认清西方列强极欲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兴建铁路所包藏的祸心——根本目的是进一步扩大掠夺中国的丰富的资源宝藏，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加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进程。

　　但是李鸿章的思想发展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味地顽固地反对在中国兴建铁路。他坚决反对的是洋人独自在中国兴建铁路。他认为“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39卷，第22，23，20—27，29页。 ）这至少说明他既担心忧虑由于铁路的兴建，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流入列强的腰包，希冀全部收入归入清政府；又表明他与清政府中一味顽固坚持反对兴建铁路的官员们，在开始酝酿阶段，出发点就有所不同，已经潜伏着发生分歧和争论的思想基础。

　　第三、李鸿章已经认识到铁路与国家富强之间的经济关系，认识到铁路在国家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十分清楚地知道他的大部分同僚，对铁路的极其错误的认识和极其错误的主张。但是他仍然力陈“铁路必应仿设”，“极陈铁路利益”。主张“早图变计”，“逐渐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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