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4卷，第50页。）“通商口岸，中国有自主之权，若令外人兴筑铁路，实与中国体制有碍”。（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4卷，第51页。 ）李鸿章因此提议：“将洋商购置车铁木石器料及租地价，仍由中国照原值买回，另招华商股份承办。若资本过巨，或分年，或分限，如数还清，永归中国管业；但须公平交易，不可丝毫抬价居奇”（注：朋僚函稿，第17，55卷，第12，13，14页。）。
李鸿章在处理上海吴淞铁路事件中对铁路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条铁路的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这时候，他已经从反对由外国人兴建铁路的思想认识：认为铁路耗资巨大，国家和私人资本暂无力兴办，要“待平数十年”再兴建；发展升华为：由中国人管理，铁路经营管理的主权归中国。铁路的兴建，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国家经济命脉。由外国人兴建铁路，与中国社会体制不统一，因此不允许外国人染指中国铁路的兴建。
这时候，李鸿章与清政府中一部分视铁路如“洪水猛兽”、以后逐渐形成为顽固派的文武大臣，在酝酿兴建铁路与抵制洋人在中国兴建铁路的问题上，分歧日益趋于增大和公开化。各自的立场观点已经初露端倪。
1877年，李鸿章在回郭嵩焘函中称：“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自同治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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