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同治二年),李鸿章任钦差大臣、江苏巡抚。当时在上海的27家洋行,以英国人居多。他们呈请“钦差大臣江苏巡抚李(鸿章)大人,要求建筑上海至苏州间铁路的特许权”。李鸿章则“明确地通知领事团说: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的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并且中国人坚决反对在内地雇佣许多外国人;而一旦因为筑路,中国人民的土地被剥夺的时候,将会引起极大的反对。他更直率的拒绝居间,把任何属于这一类的建议奏报清廷;他甚至还说他认为有反对外国人追求铁路让与权的企图的责任,因为这种让与权将使他们在中国取得过分的势力”。(注:肯德[英],李抱宏等译,《中国铁路发展史》,1958年6月第一版,三联书店第3—4页。)
我们从李鸿章在1863—1867年的一些言论中,不难看出或者作出结论,这时候的他,与以后发展成为与洋务派对立的顽固派,在研究商讨阻止洋人在中国兴建铁路的对策,中国人自己是否兴建铁路的酝酿讨论中,在思想认识和心理心态上,他们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彼此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从一开始他的立足点就与顽固派有着一定的区别。顽固派反对一切形式的在中国兴建铁路。而李鸿章只是反对外国人在中国兴建铁路。因此从一开始阶段,就已经预示着他对铁路的认识与顽固派将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
例如:第一次他与清朝政府的所有大臣们一样,坚决反对在中国由外国人或中国人自己兴建铁路,但是以后他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微小的变化。这预示着他在朝着对铁路的正确认识方向而发展。他对铁路的认识真正变化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第一条铁路以后。
1876年,英国人背着清政府擅自在上海修建吴淞铁路并且轧死中国人,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李鸿章在与英国特使梅辉立的交涉中指出:“英人兴筑铁路,并不商知中国官员,实为有心欺藐,无怪关道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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