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南北洋滨海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联通。惟地段过长，事体繁重，一个（指统帅）精力断难兼顾”，“何况有事之际，军事瞬息变更，倘如西国办法，”“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而中国固急切办不到者也。”（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39卷，第22，23，20—27，29页。 ）他上书朝廷力陈兴建铁路与巩固清政府的海国防的关系。

　　第六、李鸿章对兴建铁路的认识与清政府的其他官员们从同一个出发点出发，大多数官员从错误的出发点得出错误的结论，并且走入极其错误的认识误区；李鸿章却从错误的出发点，逐渐走入接近正确认识的区域并且逐渐形成了对铁路较深刻和比较系统的思想认识。究其原因：除其自身内在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外部的转化条件，他从不同的渠道，对铁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较直观性的认识，对铁路在西方诸工业化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比较深层次的了解和认识。其次，具有代表性的是郭嵩焘自英国伦敦写给李鸿章的信函。在信中郭嵩焘介绍了铁路在其发源地英国的现状。这无疑问地对于处在对铁路不断认识和探索中的李鸿章，逐渐走出对铁路认识的误区，正确地认识铁路及其在中国兴建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催化作用；同时为他以后更深刻地认识铁路，向清政府陈述兴建铁路的必要性，在与顽固派关于兴建铁路的争论中，力陈兴建铁路对中国的极大利处，奠定了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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