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看到江南厂以往造了许多船，误以为这是李鸿章控制的江南制造局的功绩。实际上江南厂的前身是江南船坞，从1885年就不造船了，船坞荒废，无奈於1905年从总局分离出来（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采取商业化经营方针，独立核算，与制造局从此再无隶属关系了。制造局继续搞*生产，以后随着政局的发展，经多次迁徙，在国民党时期就已经自灭了。

　　还有人可能要问，既然李鸿章不主张清廷自己造船，那他又为甚么要在70年代初反对内阁学士宋晋呈奏的《船政虚耗摺》提出的要“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呢？

　　如果我们仔细地读一下李鸿章不同意宋晋意见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摺》，就不难看出李鸿章的意见完全是从洋务运动全局出发的，而不是从制造轮船出发的。关于这一点他在呈送《奏摺》前18天，在复何筱宋的信里说的非常扼要简明，可以说是其《奏摺》的提要。“现造兵轮，虽未能云御侮，而规模已具，门径已开，数十百年中国御侮必兼赖之，季高制军大声疾呼不可裁撤，鄙人断无异词，将来兴造货船再筹招商雇用，未为晚也”（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这里有两个观点很重要，即一说造船御侮是数十百年以后的事；其二是将来造船招商雇用不必着急。两点说明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中国想靠制造轮船御侮是很远的将来的事，现在还用不上。在《奏摺》里，他是这样表述自己的论点的，先是说了西人能够在中国横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枪炮轮船之坚利”，中国要不受欺侮，就要有“具”。什么“具”呢？就是他倡导的那些洋务自强项目，其中提到了轮船制造。但话锋一转，说那是“为国家久远计”，即前边指出的“数十百年以后的事”。所以他主张目前的造船要限制在一定的“度”内，“能守疆土保和局”就行了。在这个《奏摺》的最后，李鸿章还有一段“煤铁与船器互为表里”的精采论述，强调使用机器采煤炼钢的好处，是造械制器制造轮船的基础，是能够“兴大利”和“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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