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早在美国耶鲁大学读书时，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进步，就昕夕筹思将来如何能对贫穷落后的祖国的重新振兴贡献一己之力。他说：“当予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②］为了改变“中国之腐败”状况，容闳的设想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③］。易言之，就是要通过兴办教育的途径，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介绍到中国来，从而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改革各种弊政，汰除陈旧观念，使古老的中国能够跻入世界近代化先进国家之列。

　　容闳的这种思想乃是中国近代史上教育救国论之先声，迹其一生，他始终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了坚持不渝的奋斗。后来影响不断扩大，不少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先进人士陆续提出了各种类似的主张，于是就形成了具有相当号召力的教育救国论的思潮。可是，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的中国，容闳的这一主张还是曲高和寡难获知音的。

　　１８５５年后，容闳回到祖国，所见所闻的种种黑暗现实，使他感到无限苦闷、彷徨和焦虑不安。他一度想通过经商致富的途径，“藉雄厚之财力”，以实现救国理想。可是不久他就发现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而自己既然“志在维新，自宜大处落墨，若仅仅贸迁有无，事业终等于捞月”［④］，遂又决计弃商从政。

　　这时，震动中外席卷中国大地的太平天国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容闳对此深表同情，他认为由于清朝政府的残暴黑暗统治，“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不免于革命”［⑤］。为此，容闳于１８６０年１１月从上海前往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进行实地考察，以便决定自己今后的*去向问题。此时执掌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玕与容闳在香港时即已相识，因而对故人的远道来访深表欢迎。容闳遂向干王提出了改革天国朝政的七项建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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