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容闳此时已了解洪仁玕并无多大实权，名义上虽然位列朝班之首总摄百揆，然而在实际上凡事皆须通过拥有军权的“诸王”讨论，“经多数赞成”，再经天王批准“乃可实行也”。在此之前一年，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业经天王同意刊行，尚且无法在天国统治区内予以实行，而容闳如果再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岂非缘木求鱼更加“无能为役”了吗？［⑨］

　　其三、天国后期的军事形势日趋严峻，上游军事重镇安庆自１８６０年之后即被湘军紧紧围困，情况至为危急。如果安庆一旦失守，天京即失去屏障，此时安庆保卫战的不利战讯正不断传来，容闳到了天京，对这些情况又岂能毫无所知？他对天国的前途缺乏信心，自然不愿将个人的*理想乃至身家性命孤注一掷，轻易冒险。

　　其四、容闳虽对太平天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可是实际考察之后，不断获知的许多新情况：使之更不愿将自己报效祖国的宏愿寄托在这样的政权之上。“予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他得出了“太平军之行为，殆无造福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⑩］的结论。

　　就是这样，容闳遂带着怅惘的心情离开了南京，去重新寻找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

二、洋务运动兴起后参加曾国藩的幕府

　　１８６１年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兴起了一场以学习西方的军事、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等为内容的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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