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人”。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有自由传教之权，影响至为巨大。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往往起着侵略急先锋的作用。为此，容闳指出：“盖今日外人势力之放恣，已渐有入中国越俎代庖之象”。如不妨微杜渐严予制止，后患将难以相象。故他明确提出传教士的任务，仅仅限于传教，“以后无论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

　　毫无疑问，容闳的建议是正确的及时的，丁日昌等洋务派此时也已看到事态的严重性，因为就在这一年（１８６８年）发生了扬州教案，所以才会同意将这一内容列入“条陈”转奏朝廷。只是由于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畏葸苟安，未能及早制止外国传教士的侵权行为，以致祸患越演越烈，各地教案不断发生。

　　在上述的四则“条陈”中，容闳说自己之重点为第二项，即希望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建议能够获得清廷批准，自己的教育救国的夙愿即可得偿。

　　不料“条陈四则”送达清廷后，因无人支持而被束之高阁，这对满怀报国之心的容闳自然是一大打击。不过，“条陈”的四项内容却不胫而走，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产生了巨大的回响，引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的高度重视。在以后的岁月里，有的内容陆续付诸实施。例如在李鸿章主持下于１８７２年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即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航运企业，承运漕粮兼运商货，其组织及经营方式等也多借鉴容闳的建议；又如在李鸿章倡议下，１８７８年开平矿务局的建立、１８８１年唐胥铁路的通车，以及１８８２年在左宗棠倡议下徐州利国矿务局的成立，等等。这些都是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洋务企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左、李等人也均对派遣青年出国留学一事深为关注，由于他们的支持终于开创了出洋留学的风气。

　　（三）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实施

　　１８７０年，容闳在曾国藩、丁日昌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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