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７２年８月，第一批３０名幼童（年龄定为１０至１６岁）抵达美国，揭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出洋留学的新篇章，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后三年内，中国幼童均按计划分三批到达美国。他们刻苦耐劳、勤奋好学，有许多人的成绩超过美国学生。据当时美国的《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幼童均来自良好高尚的家庭，经历考试始获甄选。他们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吾人美国子弟是无法达成的”［②④］。

　　容闳见到幼童们来美后的积极奋进精神以及美国人士的好评，内心极为欣慰。可是支持自己实现此项“教育计划”的曾国藩却于１８７１年冬因病逝世，容闳为此感到无限惋惜与悲痛。他说：如果上苍“赐以永年”，使之“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手创事业之收效”［②⑤］，其乐当如何耶！然而容闳所没有料到的则是曾国藩的去世使自己失去有力的后援，以致留学生正监督陈兰彬及其继任者吴子登等人看到这些幼童逐渐习染西风，有的跳舞滑冰，有的喜食西餐，有的信奉耶教，有的西装革履，其尤甚者则不习汉文，不读《四书五经》及《圣谕广训》之类在国内必须诵读的典籍时，不禁大为恼火，视为大逆不道数典忘祖。因此，他们与朝廷内部的顽固派沆瀣一气，群起攻击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为错误，认为这些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为了防患于未然，应当立即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云云［②⑥］。

　　这次坚持与反对派遣留学生的斗争，实际上是西学与中学、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倒退之争，坚定地站在留学生一边的只有容闳一人，李鸿章虽然同情留学生，却有力不从心之感。在朝野一片反对声浪中，李鸿章采取了一种妥协方针，一面责令正副监督对留学生严加管教，一面向美国政府交涉让中国留学生能进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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