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七项建议有如下特点，需要加以说明：

　　首先，建议的内容涉及军事、*、教育、经济等领域，虽是针对天国的现实状况而发，但其*理想基本上均包罗于内。诚然，其中第六项所云要在各级学校中，将“《圣经》列为主课”带有强化宗教的色彩，但其动机可能是为了迎合洪秀全的以教主自居的政教合一思想，以有利于改革方案的实行。

　　其次，在七项建议中，有四项涉及教育，至于其他三项没有涉及教育的建议，若“良好军队”的军官、“善良政府”的官员、“各级行政顾问”的来源，亦无一不依靠学校来培养、造就。由此可见，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乃是七项建议的主旋律和基本宗旨。

　　再次，容闳的七项提纲挈领式的改革建议，如果与洪仁玕于１８５９年所提出的《资政新篇》相比较的话，显然要简略得多。限于篇幅不能多赘，可参见拙文《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看农民战争的变化》［⑦］。可是就两者的基本精神而言，都堪称是为了使中国迅速进入近代化的殿堂所设计的最佳蓝图。遗憾的是，这两个蓝图在太平天国都是不了了之。相反，在清朝方面的洋务运动兴起后，其中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一些内容，却被陆续付诸实践。

　　洪仁玕对容闳的七项建议，因为彼此的改革思想深相契合而表示赞赏。当即希望容闳能够留在天京（南京）任职，作为自己的臂助，并立即送上一颗镌有“义”字爵位的官印和写在一幅黄缎之上的委任状。根据天朝官制：“义”为四等爵位，地位算是比较高的。这对于毫无寸功又与天国素无渊源的容闳来说，自然是莫大的殊荣了。可是他再三考虑之后，却婉言谢绝了干王的厚爱。究其原因，主要有四：

　　其一、容闳认为洪仁玕虽然久居香港，了解近世欧美各国情况，且有一定识见，“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⑧］，但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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