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捻军及云贵、陕甘的少数民族起义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清廷镇压不利，军事上屡屡败北，真正是“清军人无斗志，大约一闻枪声立时惊溃”(《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第2382页。)。咸丰皇帝在亲笔诏书中大骂：“内外文武诸臣，……泄泄沓沓，因循不振，禄位之念重，置国事于不问”，“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清文宗实录》卷32，第9页。)
国内有如此难以应付的局面，国际形势也不容统治者乐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一改从前的武人面孔，欲以怀柔的手段达到目的清政府对这种变局一时难以应付虽不情愿，但在特殊的国内外形势下，也只能让出部分历史舞台，以求得汉族地主新兴势力的合作，“满洲八大姓”之一的文庆认识到，“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薛福成：《庸庵文续编》下，《书长白文端公相业》。)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展开，从军事工业发展到民用工业；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从一地一厂发展到全国各地这期间，汉族官僚身体力行、不断将洋务事业推向新的阶段。
正是在以上三种情形之下，满族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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