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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洋务文化的生成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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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7: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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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是明末清初的二百年间。随着欧洲传教士的东来，西方近代的天文、数学、地理、物理、化学乃至绘画艺术等科学知识在中国得到了较多的传播；中国古典文化的代表如《论语》、《大学》、《中庸》等名著以及一些历史著作也在欧洲扎根，汉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开始进入欧洲的大学讲堂，并对17世纪欧洲的思想启蒙发生了某种影响。这种颇具规模的文化交流伴随着清廷的“禁教”而中断，至于中西文化的嫁接则根本没有提到日程上来。从表面上看，其原因是清廷的闭关自守，但深层次的因素则是没有出现文化嫁接的有效机制。从文化的传播者来看，由于欧洲殖民主义者这时的侵略重点还不在中国，还没有把开拓中国市场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所以来华的传教士的背后只有宗教文化的需求，而没有经济利益和殖民利益的支撑，因而其动力是有限的，其手段也是和平的，更不会采取最野蛮的战争手段强迫对方接受他们的文化。嫁接者的一方在主流上是自然主义占主导。从文化的接收方来看，中国即使不吸收欧洲的新文化，也不会危及国家的生存和社会的安宁，因而也没有必要进行社会经济直至人文环境的变更，这就使外来文化找不到生根的土壤，成了无本之木，难以开花结果。文化的根深藏于社会经济当中，没有社会经济变动的文化交流，即使规模再大，也不会创造文化的新质，引发文化的流变，产生新的文化形态。就像中国古代的佛教输入一样，虽然规模大，时间久，但因为没有引起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新变动，顶多只能使佛教文化与儒学融合在一起，而没有产生文化的质变，创造出另一种新文化。1840年鸦片战争后出现的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则是另一种样态。一方面，西方列强为了抢占中国市场，不惜发动战争，强迫清政府按他们的愿望行事，文化交流完全是在强迫的情况下不公平地进行的。如果中国拒绝西方文化，殖民主义者就要灭亡中国。另一方面，清政府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欺压自己的列强学习，引进西方文化。是否吸收西方文化和中国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了一起。而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又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更新。两种异质文化就不知不觉地搅在了一起，首先浮出水面的就是以吸收西方“器物”为中心的洋务文化。这种不平等的文化嫁接，由于有了一定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为依托，所以出现了新的近代意义，远非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可以类比。对此，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逝世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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