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与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我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而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压迫，致剧急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1](p10-11)
这段话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1)社会的普遍价值和文化抽象，如中国古代社会的纲常义理和理想追求，必须依托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所依托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升华出来的文化也不会变；反之亦然。(2)文化的交流和嫁接，如果不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变动，就不会触动固有的文化发生变异，如佛教文化虽然大量传入中国，但没有动摇中国古代文化“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故我。(3)清道光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外力压迫，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文化的根基渐渐远去，几乎用不着西方文化施压，中国旧文化就不自觉地沉沦下去了，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变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陈寅恪所论述的这三点，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即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着文化的风貌，只有影响到社会经济领域变革的文化嫁接，才会出现文化的质变。对照洋务文化的生成过程，和陈寅恪先生的高论完全吻合。
洋务文化的形成伴随着一系列的经济活动，这就是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这种经济活动，不仅改变了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时那种无本之木的空中楼阁的尴尬局面，为西方文化的植根中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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