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的武器，或曰先进的科技，会超越党派，超越*对立，去征服所有民族、国家和人民。办洋务是那时中国无法回避的时代潮流。历史的巧合在于，太平天国的失败使洪秀全失去了这种机会，但却为他的敌人“创造”了认识西方先进技术的条件，同时使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从清廷分得了巨大的权力。太平天国和清政府矛盾双方相对立的运作，意外地使曾国藩等洋务派成了显赫的社会势力，使洋务运动变成了现实。这种新的社会变动，客观上为洋务文化的出现打下了社会基础。
总之，清政府的“内忧外患”催生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又涌现了和洋务文化联系最密切的洋务新知识群体。
形成洋务新知识群体的渠道：一是在办外交和对外经贸的交涉中，涌现出一批了解世界、文化知识结构新颖、思想开放的新型知识分子，如薛福成、张德彝、马建忠等；二是洋务企业中雇佣的各种科技人员，他们有较好的西方科技知识和实践经验，是现代科技扎根中国的始创者，如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三是往欧美留学归来的留学生，掌握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思想激进，善于沟通中西文化，詹天佑、严复、刘步蟾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四是洋务派所办洋学堂所培养出来的洋学生，涉及语言、军事、科技、交通运输、医学、通信、师资等许多方面，很多新思想、新人才都是从这些新学堂产生的；五是和洋务官僚来往密切的名士，或投入洋务官员府中充任出谋划策的谋士，或著文为办洋务大造舆论、逐步成长为一批有影响的洋务思想家或政论家，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甚大，像王韬、何启、陈炽、郑观应等。以往的论著多把这批人看做洋务思想的批判者，将其归入早期维新派。其实不然。这些人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都是洋务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他们有限度地抨击洋务运动是90年代甲午战争前后的事了。就他们的主流思想来讲，是“借法自强”的洋务思想。总而言之，洋务新知识群体虽然来源的渠道不同，和科举制培养出来的传统知识分子相比也属于少数，但是，他们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7](P35)，呼吁社会改革，这就冲破了几千年旧文人无法逾越的藩篱，开辟出一片新的文化天地。他们是洋务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