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一是“外患”，即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二是“内忧”，即太平天国的反清起义。“内忧外患”的交织发展，迫使清廷无法按固有的传统的封建模式一成不变地走下去，而有限度地改弦易辙。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天朝的尊严威风扫地，如何应付西方的侵略成了不能不解决的第一难题。十六年后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四年，结果以咸丰帝逃窜热河和火烧圆明园的奇耻大辱而告终。外来的西方“蛮夷”居然占领了清朝的首都北京，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种震撼是刻骨铭心的。清廷朝野上下，一提“庚申之变”（1860年为农历庚申年），无不惊恐万状，暗自悲伤。随着1861年的“祺祥政变”，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等人无可奈何地做了政策上的调整：一是被迫满足侵略者的一些要求，维持暂时的“中外和好”；二是引进西方“长技”，首先是购买洋枪洋炮，用于镇压太平天国。办洋务的序幕就是这样拉开的。然而，客观上促成洋务运动发生的另一个“原动力”，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种历史机缘，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其社会作用是巨大的。从当时的社会实际去观察，太平天国至少和洋务运动的发生有三方面的辩证的联系：(1)太平天国给清廷的专制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搅乱了原有的僵化的统治秩序，使沉淀了数百年乃至两千年的历史惰性发生了动摇，固有的一潭死水激起了新的波澜，巨大的革命风暴迫使人们去重新思考问题，追求新知。如果没有太平天国对传统社会的破坏，新的东西不会从天而降。(2)太平天国在客观上使清廷内部具有变革倾向的经世派官僚地位飙升，取得了更多的权力，为办洋务奠定了基础。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权力膨胀，为所欲为。曾国藩1854年率湘军出省作战的时候，清廷并不想给予其实权，他没有正式的“统兵之旨”，“事权反不如提、镇”[3](P74)。后来，满族将领一蹶不振，只有曾国藩的湘军可以抵御太平军，这才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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