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灾难信仰制度的确立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三大地形阶梯内高原山地盆地交错分布,地形复杂,历史上一直是个自然灾害频仍的国家。加上近代交通革命之前的陆路粮食运输不便,持久性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发生后往往救济乏术,多成惨剧。此类记载,史不绝书。所以在技术革命发生之前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多发出“救荒无奇策”的感叹。即使到了18世纪中国整个经济和农业技术发展都达到高峰的时代,对于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仍然是救济乏术,虽然清代的仓储、商业运输多有局部的突破[1],但从整体上来看,重大的农业灾害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地域性影响仍然是灾难性的。由于中国早期历史上就有比较发达的国家形态,所以灾难救援也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重的国家职能色彩。同欧洲早期国家相比,中国很早就形成一整套完备的救荒制度,而且在历史上有一贯的继承,长期以来对整个社会的灾难信仰心态有着深刻的影响。
《周礼·大司徒》所记 “十二荒政”中,最反映灾难信仰的是“索鬼神”一条。[2] 郑玄注云:“谓凶年祷祈,搜索鬼神而祷祈之”。贾公彦疏:“是求废祀而修之……,即云汉之诗‘靡神不举’是也。”《云汉》篇出《诗经·大雅》,[3] 记先秦时期周王主持的旱灾发生时的祭礼,此礼《左传》庄公二十五年中亦有旁证,可以确定为先秦古礼。十二荒政中提到的“索鬼神”之礼就象《诗经》描述的祭祀一样,无神不祀,牺牲不惜,生怕得罪了哪一位神祇。当然这也透露出另外的一层信息,太平无事时可能祭祀的神祇就会少些,若不然的话,怎么会有逢灾时“靡神不举”的情况呢?《云汉》述周王雩礼,涉及向神祇祈祷的句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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