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早期国家的灾难信仰制度背后有清晰的权力逻辑：天命因为周王的先祖的德行归属了周室，王通过祭祀来肯定昊天上帝对先祖的眷顾，而其他神祇（早期文化英雄）的神圣地位都要因此而下降，决不允许配天。但这种权力的集中制度有一个技术上的弱点：因为垄断神权的同时，天命的责任也全部落到了垄断者肩上。当大灾发生，危及到整个社会的时候，王从先祖那里继承来的“天命”意义也自然会受到挑战。这时候除了“薄征”、“缓刑”、“舍禁”、“去几”等等减轻行政压力、促进货物流通的手段外，文化上还需要检讨官制、再将祖先神圣系统之外的神祇暂时请来，和天帝、先祖一起祭祀，竭诚而祷；即使不效，祈祷之礼也不敢前功尽弃。但到底也没忘了维护王室对神圣权力垄断地位，末了还说“何求为我，以戾庶正”——虽然已到了无神不祭的地步，还表示感应上天的只有自己。

         这种文化制度很显然是用来弥补王权国家垄断神权时的技术缺憾的，从文化功能上来说，祈祷有验，无疑会巩固了整个社会对王室的天命信仰；纵使无效，“索鬼神”而祭的方式也可以凝聚人心。同时，灾难和人事关联的信仰还便于将注意力便转移到人事、职官的方面，大可借此整顿*。

    战国秦汉以降，五行、占易思想发达，灾难信仰制度屡有损益，形成五行思想和易传思想编织起来更为精致繁琐的灾异制度。但其解决灾难信仰制度的核心观念基本没有变化。[7] 《宋会要辑稿》中记北宋景德元年七月，帝真宗谓付臣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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