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具体的注解说：“盖自丙午子（指留良）弃诸生，太冲次年便去，而馆于宁波姜定庵家，所以诬诉子者无所不至。此《问燕》、《答燕》之所为作也。”[31]联系到留良又在文中说，“有故人诬诉余与显者之家”[32]。很明显是指黄宗羲在姜定庵家说他的坏话。与之同时，吕还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说：“春间无事时，戏作《问燕》、《答燕》二诗，别纸录去，聊发远噱。弟已不愿向世间疏明本末，因吾兄知之深，屡荷远念，故纵言及之耳，不足为外人道也”[33]。上几则材料相互映证，吕留良之《问燕》与《答燕》无疑是针对黄宗羲，说明二人间的矛盾与隔阂又进一步加深，内心深处已十分不满。不过，都还不愿将矛盾公开化。宗羲对留良的不满是背后议论而流于传言；留良对宗羲的不满，又是以隐喻的诗语来表达，或者是在给挚友的信中吐露，也还不愿“向世间疏其本末”。
康熙六年还有两件事使留良对宗羲更加不满：其一是姜定庵出资由黄宗羲裁定编刻其先师的《刘宗周遗书》，在事先未征得吕留良同意的情况下，却将吕氏父子以“后学”的身份列名校对于卷末。为此，留良写信给主持者姜定庵之子说：“某未尝磨对者，及每卷数见，尤所不安”，而且对以“后学”之称更是不满。他说：“岂此本为太冲之私书乎？果其为太冲之书，则某‘后学’之称，于心又所未安也。望老兄一一为某刊去。”[34]明确要求削去其父子校对之名。这可能就是全祖望所说的：“并削去《蕺山学案》私淑，为南雷也”，不过却张冠李戴，将《刘宗周遗书》误以为《蕺山学案》。另一件事，尤使吕留良对黄宗羲不满。当年夏天，他从由宁波来的友人高旦中、万斯同等人处得知，宗羲曾写有《与吕用晦书》，书中“淋漓切直”地指责留良的过失，曾在友人中传阅，却始终未直接寄给留良本人。留良为此还询问过高旦中，高说：“诚有之，不过责善意耳。”对此吕大惑不解地说：“太冲有责善之言，正某之所与闻，奈何书成而不一示之耶！”也有人对留良说：“此太冲绝交之恶声耳，非真责善也，子必欲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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