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与为人，不仅只是吕留良肯定，许多人都予高度赞扬，如张履祥谓：“旦中，志尚士也。先世以医名家。变乱后，旦中术益工。来游三吴，三吴之人争得之，全活甚众。其学传于浙西，厥功匪小。”[45]吴之振亦谓：“鼓峰（旦中）习医术已二十余年，原本性命理学之要，穷研于《灵枢》。《素问》之旨，活人甚多。”[46]就是全祖望所写《高隐君斗魁小传》亦记“先世负用世才，虽因丧乱而自放，然不肯袖手。是时江上诸遗民，日有患难，先生为之奔走，多所全活。论者以为有贾伟节之风”。[47]然而，黄宗羲却在其所写高旦中《墓志铭》中说其医术不高，工于人情，“日短心长，身就名剥”，以致引起吕留良之义愤，认为其“议论乖角，心术锲薄”，在其给黄的绝交诗中还指责其对高旦中的伤害：“倚壁蛛丝名士榻，荒碑宿草故人坟。”
其三，二人在保持明遗民气节，对清朝应持的态度方面，有所不同。吕留良与黄宗羲在清兵征服江南过程中，均参加过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又都以坚持民族气节相砥砺。再后，清朝的统治逐渐稳定后，吕留良仍坚守明遗民身份，不与清廷合作，不与清朝官吏共事，强调出处去就，要站稳脚根，甚至削发为僧。他曾告诫自己的儿子不要贪图富贵，不要参加科举应试，认为“父为隐者，子为新贵，谁能不嗤鄙。父为志士，子承其志，其为荣重，又岂举人进士之足语议也耶？”[48]黄宗羲晚年虽仍坚持遗民身份，不应征博学鸿词，不参加明史馆，派学生万斯同参修《明史》，也是以布衣身份。但不拒绝与清朝官吏来往，曾先后在宁波姜定庵、海昌许三礼等官员家教書，还给徐元文等朝中要员写信，为自己的儿子谋职等，为此，“黄梨洲晚年居乡甚不满于众口”[49]。吕对黄的这些表现亦很不满，在不少诗文中都予以讥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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