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不忘表彰江永学术。乾隆二十七年三月江永病逝，五月，戴震即为永撰行状，以供他日史馆采择。文中，记此时史事云：“戴震尝入都，秦尚书蕙田客之，见书笥中有先生历学数篇，奇其书。戴震因为言先生。尚书撰《五礼通考》，摭先生说入观象授时一类，而《推步法解》则取全书载入，憾不获见先生《礼经纲目》也。”[15]晚年的江永，则以戴震的“盛年博学”[16]而引为同志，据称：“余既为《四声切韵表》，细区今韵，归之字母音等，复与同志戴东原商定《古韵标准》四卷、《诗韵举例》一卷，分古韵为十三部，于韵学不无小补。”[17]而在江永逝世之前，戴震亦有长书一通答永，以讨论《说文解字》的六书学说，从而显示问学江永以来的出兰之获。书中，戴震写道：
《说文》于字体、字训，罅漏不免，其论六书，则不失师承。……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凭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四者，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卬、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伸，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于自然，立法归于易简，震所以信许叔重论六书必有师承，而考、老二字，以《说文》证《说文》，可不复疑也。[18]
述许慎六书学说而明晰如此。难怪江永于问学诸人中，要独称戴震“敏不可及”[19]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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