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戴震北游，阔别有年。乾隆三十六年，沈大成文集重行纂辑，大成二千里驰书，嘱震为文集撰序。戴震如约成文，文中重申：“先生之学，于汉经师授受欲绝未绝之传，其知之也独深。”因此，他认为文章无非沈大成为学的绪余，可传者则是由小学故训入手的治经之道。戴震就此指出：
夫先生之可传，岂特在是哉！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幽而表微。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莫之能通。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藉，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先生于古人小学故训，与其所以立言用相告语者，研究靡遗。治经之士，得聆一话言，可以通古，可以与几于道。而斯集都其文凡若干篇，绳尺法度，力追古人，然特先生之出其余焉耳。[26]
再次，弘扬惠栋学术，提出“故训明则古经明”的著名主张。乾隆三十年，戴震客游苏州，曾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以纪念亡友惠栋。文中，震于惠栋学术推崇备至，有云：“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戴震承惠栋训诂治经的传统，提出了“故训明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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