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四年，戴震为惠栋弟子余萧客所著《古经解钩沉》撰序，重申前说，系统地昭示了训诂治经以明道的为学宗旨。他说： 

士贵学古治经者，徒以介其名使通显欤？抑志乎闻道，求不谬于心欤？人之有道义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为心之精爽，其微也则以未能至于神明。《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 

这就是说，学古治经，旨在闻道。道何在？戴震认为就在《六经》蕴含之典章制度。所以震接着又说： 

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又况古人之小学亡，而后有故训。故训之法亡，流而为凿空。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 

既然宋明数百年的凿空治经不可取，那么正确途径又当若何？依戴震之见，就当取汉儒训诂治经之法，从文字、语言入手，他的结论是：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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