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字义疏证》凡三卷，卷上释理，卷中释天道、性，卷下释才、道、仁义礼智、诚、权。全书以文字训诂的方式，就宋明理学家在阐发孟子学说中所论究的上述诸范畴，集中进行探本溯源。尤以对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学术主张的针砭，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思想体系。 

理与气的关系，这是宋明数百年理学家反复论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入清以后，迄于戴震的时代，理学中人重复前哲论究，陈陈相因，依然如故。就这一论究的终极目的而言，它所要解决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戴震不赞成朱子“理先气后”的主张，尤其反对把“理”界定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孟子字义疏证》从对理的集中诠释入手，以朱子学说为排击目标，提出了有力的辩诘。 

戴震认为，理字的本义很平实，并非如宋儒所说出自上天的赋予，而是可以在事物中把握的条理。他称引汉儒郑玄、许慎“理，分也”的解释以证成己说，指出：“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文理（亦曰文缕，理、缕，语之转耳）；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51]这就是说，归根结蒂，所谓理就是事物的条理。他进而把理和情结合起来，加以解释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戴震的结论是：“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因此，他否定以一己的意见为转移的私理，主张在事物中求条理。他说：“物者事也，语其事，不出乎日用饮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圣贤所谓理也。”这样，戴震通过对儒家经典中“理”字本来意义的还原，把理从“得于天”的玄谈召唤到现实的人世。沿着这样的逻辑程序走下去，“理在事中”、“理在情中”的命题，则已呼之欲出。 

事实上，理气之辩的是非，在戴震著《绪言》时即已解决。他在那部书中说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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