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天地、人物、事为，不闻无可言之理者也，《诗》曰“有物有则”是也。天地、人物、事为求其不易之则，是谓理。后儒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为之理，而转其语曰“理无不在”，以与气分本末，视之如一物然。岂理也哉！ 

因此，戴震断言，“理先气后”说，“将使学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合诸古贤圣之言牴牾不协”[52]。随着他思想的发展，《孟子字义疏证》出，其论究重点已转移到对天理、人欲关系的探讨，试图以此去对宋学进行彻底清算。 

天理、人欲关系的辨证，这是《孟子字义疏证》全书的论究核心，也是戴震思想最为成熟的形态。虽然这一思想在他早先撰写《原善》时即已萌芽，但是作为一种完整的系统思想主张揭出，则是由《孟子字义疏证》来完成的。 

在宋明理学的精致体系中，天理是最高的哲学范畴。理学家将传统的纲常伦理本体化，使之成为至高无上的天理，用以主宰天下的万事万物。在他们看来，与之相对而存在的，便是万恶之源的人欲，因此必须竭尽全力加以遏制。于是“存天理，灭人欲”遂成宋明数百年理学中人标榜的信条。入清以后，经过康熙后期确立朱子学独尊的格局，到戴震的时代，已是“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戴震对此深恶痛绝，为了正人心，救风俗，他与之针锋相对，在《孟子字义疏证》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理欲一本论。 

如同对理气之辨的探讨一样，在理欲观的论证上，戴震也采取了由训诂字义入手的方法。根据以情释理的一贯思想，他对天理的诠释也丝毫没有离开情。他说：“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又说：“情得其平，是为好恶之节，是为依乎天理。”这就是说，谈天理不能与人情对立，天理就在人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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