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孟子字义疏证》及其遭遇 

戴震一生著述甚富，由早年著《考工记图》、《句股割圆记》、《屈原赋注》诸书始，迄于晚年成《孟子字义疏证》，多达30余种、一百余卷。其中，尤以《孟子字义疏证》最成体系，亦最能反映著者一生的学术追求。正如戴震逝世前一月所自言：“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48] 

关于戴震的毕生学术追求，他曾经对其弟子段玉裁讲过这样的话：“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49]这就是说，文字音韵、训诂考证以及天文历算等等，无非戴震为学的工具而已，他的根本追求则别有所在。至于这一追求之具体目标，用戴震的话来说，就是求之《六经》、孔孟以闻道，而闻道的途径只有一条，即故训，所以他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50] 

戴震的此一为学宗旨，发轫于早年在徽州问学程恂、江永，确立于中年在扬州与惠栋相识之后。从此，他便开始致力于《六经》理义的阐发。由至迟在乾隆二十八年完稿的《原善》三篇始，中经乾隆三十一年扩充为《原善》三章，再于乾隆三十七年前后修订，相继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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