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礼记》善本。乾隆二十三年，卢见曾将文弨与戴震所校订《大戴礼记》收入《雅雨堂藏书》，有序记云：“《大戴礼记》十三卷，向不得注者名氏，……错乱难读，学者病之。余家召弓太史，于北平黄夫子家，借得元时刻本，以校今本之失，十得二三，注之为后人刊削者，亦得据以补焉。又与其友休宁戴东原震，泛滥群书，参互考订。既定，而以贻余。夫以戴书卢注，经千百年后，复有与之同氏族者，为之审正而发明之。其事盖有非偶然者，因亟授诸梓。”[33]两年之后，新刻《大戴礼记》蒇事，卢文弨亦有跋称：“吾宗雅雨先生，思以经术迪后进。于汉、唐诸儒说经之书，既遴得若干种，付剞劂氏以行世。犹以《大戴》者，孔门之遗言，周元公之旧典，多散见于是书，自宋、元以来诸本，日益讹舛，驯至不可读，欲加是正，以传诸学者。知文弨与休宁戴君震夙尝留意是书，因索其本，并集众家本，参伍以求其是。义有疑者，常手疏下问，往复再四而后定。凡二年始竣事，盖其慎也如此。”[34]
乾隆二十七年，在经历三年前北闱乡试的挫折之后，戴震于是年秋举江南乡试，时年40岁。翌年入都会试，竟告败北。在京期间，震客居新安会馆，汪元亮、胡士震、段玉裁等追随问学。玉裁且将震所著《原善》三篇、《尚书今文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一一抄誊，后更自称弟子，执意师从。震虽一如先前之婉拒姚鼐，数度辞谢，终因玉裁心诚而默许。从此，遂在乾隆中叶以后的学术史上，写下了戴、段师友相得益彰的一页。
乾隆三十年，戴震致力《水经注》校勘，别经于注，令经、注不相淆乱，成《水经考次》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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