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场争议并非以翁方纲一言即可弭平。所以戴震故世20余年之后，章学诚又借端生事，称：“戴东原尝于筵间偶议秀水朱氏，箨石宗伯至于终身切齿，可为寒心。……戴氏之遭切齿，即在口谈。”[41] 

戴震家境本不宽裕，入京修书，官俸微薄，维持一家老少生计，更形拮据。早在入京之初，震即在致段玉裁书札中道出忧虑：“仆此行不可谓非幸邀，然两年中无分文以给旦夕。曩得自由，尚内顾不暇，今益以在都费用，不知何以堪之。”[42]修书既已辛劳，又有生计之虞，加之与同官争议所致愤懑，自乾隆四十一年三月起，戴震即已罹患足疾。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震致书段玉裁，开始萌生南旋之意。据称：“仆自三月初获足疾，至今不能行动，以纂修事未毕，仍在寓办理。拟明春告成，乞假南旋。久不与人交接，……仆于本月十六，移寓北官园范宅，在海岱门之西，前门之东，更远人迹。”[43]翌年正月十四日，震再致书段玉裁，重申南旋之想：“仆自上年三月初获足疾，至今不能出户，又目力大损。今夏纂修事似可毕，定于七八月间乞假南旋就医，觅一书院糊口，不复出矣。”[44] 

四十二年春，戴震得悉山东布政使陆燿著《切问斋文抄》，己撰《璿玑玉衡解》、《七政解》二文录入该书卷24《时宪》一门，欣然致书陆氏。书中，论及近儒理欲之说，并告南归心迹。春末，陆氏接书，后复书戴震，作同调之鸣，且邀游济南。据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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