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西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西部地区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彰显，越来越多的美国历史学家开始重视西进运动史的研究，而传统的“生源论”（ germ theory ）则越来越不适应美国新形势的要求。1893年，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学说：“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1特纳的边疆理论，力图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角度去寻找美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突破了传统的史学囹圄，抓住了美国19世纪历史发展的最有力脉搏——西进运动：自有土地的存在和移民的浪潮。边疆学说提出后很快得到承认和拥护，它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构建新说，较为科学地解释了美国历史的理论框架。边疆学说在发表后的30多年里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传播，对社会而言，边疆学说满足了人们希望用一种崭新的理论来解释美利坚民族价值体系的普遍心理需求，边疆学说第一次用一种学术理论论证了美国的价值体系，因而大受欢迎，人们开始用“边疆思维”来审视美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另一方面，边疆学说满足了当时的*需要，为美国的对外扩张，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例外论，垄断制度合理论和种族制度优越论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特纳边疆学说中的扩张主义理论对当时美国几届政府的扩张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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