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戴震之所见，既然程、朱之学的流行，导致《六经》、孔、孟之道的中绝，那么这样一种学说高踞庙堂的局面，自然就不该继续下去了。晚近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评戴学，认为戴震“晚年欲夺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义疏证》”[57]，根据大概就在于此。不过，仅以“夺朱子之席”而赅括戴著宗旨，恐怕还可商量。《孟子字义疏证》的批判精神，绝不仅仅在于与朱熹立异，它还表现为对当权者“以理*”黑暗现状的不满和抨击。应当说这才是戴震著述的最终落脚之点。《孟子字义疏证》于此有过一段集中表述：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58] 

这样的社会*格局，在戴震看来，同样不能再继续下去。因此，他在书中提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主张，憧憬“与民同乐”；“省刑罚，薄税敛”；“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王道”。戴震的*思想，虽然并未逾越孟子的“仁政”学说，但是它在乾隆中叶的问世，实质上正是清王朝盛极而衰现实的折射，蕴涵于其间的社会意义是不当低估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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