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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学说的历史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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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9:02: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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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的理性思维，既是严峻社会现实的反映，也预示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已经来临。然而这种盛世危言，在戴震生前不仅没有引起共鸣，反而招致非议，甚至“横肆骂詈”。以进士而事佛学的彭绍升，读《孟子字义疏证》后，专为致书戴震，指斥该书势将“使人逐物而遗则，徇形色，薄天性，其害不细”[59]。戴震接信，于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抱病复书驳诘，表明学术旨趣与彭氏“尽异，无毫发之同”。重申正是因为宋儒淆乱《六经》、孔、孟之道，“不得已而有《疏证》之作”[60]。戴震去世后，其同郡后学洪榜为他撰写行状，文中全录答彭绍升书。翰林院编修朱筠见之，竟称：“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61]。一如朱筠的曲解戴学，戴震的生前友好，诸如钱大昕、王昶等，为他撰写的纪念文字，也对《孟子字义疏证》的学术价值不置一词。私淑戴震的凌廷堪撰《东原先生事略状》，虽然肯定《疏证》为“至道之书”，但却以“其书具在，俟后人之定论云尔”[62]，回避做具体的评价。就连戴震的高足段玉裁，对《疏证》精义也若明若暗，当他著《戴东原先生年谱》时，竟然把该书的成书时间误植于乾隆三十一年。《孟子字义疏证》在当时的遭遇，以及一时学术界的好尚，于此可见一斑。
戴震崛起，正值乾隆中叶汉学发皇。他试图以《孟子字义疏证》去开创一种通过训诂以明义理的新学风。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复兴古学为职志的汉学方兴未艾，知识界沉溺于经史考据之中，如醉如痴，无法自拔。风气既成，要想扭转它，亦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就，更非个人意志所能转移。何况训诂之与义理，规律各异，不可取代。戴震所示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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