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认为，这才是天理的原始界说。用他的话来说，就叫做：“古人所谓天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天理者矣。”显然，这同宋儒所说的天理就不是一回事情了。至于人欲，戴震同样没有如理学家那样视若洪水猛兽，他反复称引《诗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礼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儒家经典中语，以论证人的欲望存在的合理性。在他看来，人欲并不可怕，也不存在有无的问题，关键只是在于节制与否。所以他说：“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也就是说，只要能以情为尺度加以节制，那么天理就存在于人欲之中。
至此，天理、人欲的鸿沟，在戴震的笔下顿然填平，宋儒“截然分理欲为二”的天理、人欲之辨，也就理所当然地应予否定。于是戴震“理者，存乎欲者也”的理欲一本论便宣告完成。他的结论是：“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戴震进而指出，宋儒所喋喋不休的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是为祸天下的理论根源。因此他断言：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53]
以天理、人欲之辨为突破口，戴震一改先前著《原善》和《孟子私淑录》、《绪言》时的闪烁其词，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不妥协的批判。他既不再肯定程、朱之学“远于老、释而近于孔、孟”[54]；也不再承认“宋儒推崇理，于圣人之教不害”[55]。而是明确指出：
自宋儒杂荀子及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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