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一、二年间，昶又与栋同客卢见曾幕。二十三年五月，惠栋在苏州病逝，王昶为栋撰墓志铭，文中记云：“余弱冠游诸公间，因得问业于先生。及丙子、丁丑，先生与予又同客卢运使见曾所，益得尽读先生所著。尝与华亭沈上舍大成手抄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学之根柢，莫余为详。”[21]为明一己学术宗尚，王昶青年时代即以“郑学斋”为书室名。乾隆二十四年九月，戴震与王昶同在卢见曾幕府，应昶请撰《郑学斋记》。震文开宗明义即云：“王兰泉舍人为余言，始为诸生时，有校书之室曰郑学斋，而属余记之。今之知学者，说经能骎骎进于汉，进于郑康成氏，海内盖数人为先倡，舍人其一也。”继之尊郑玄为一代儒宗，述郑学兴废云：“方汉置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先师皆起建、元之间，厥后郑氏卓然为儒宗。众家之书亡于永嘉，师传不绝独郑氏。及唐承江左义疏，《书》用枚赜所进古文，《易》用辅嗣、康伯二经，涉前儒之申郑者，目曰郑学云尔。故废郑学，乃后名郑学以相别异。”戴震认为，宋明以降，经学的积弊就在“凿空”二字。他说：“郑之《三礼》、《诗笺》仅存，后儒浅陋，不足知其贯穿群经以立言，又苦义疏繁芜，于是竞相凿空。”震文以朱子当年抨弹王安石《三经新义》为例，指斥宋明经学的病痛云：“自制义选士以来，用宋儒之说，犹之奉新经而废注疏也。抑亦闻朱子晚年治《礼》，崇郑氏学何如哉！”文末，戴震沿惠栋训诂治经、兴复古学的主张而进，对郑学做出界定，指出：“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驰以逃难，歧为异端者，振其槁而更之，然后知古人治经有法。此之谓郑学。”[22]
其次，继承惠栋遗愿，引沈大成为忘年友，致力于古学复兴。沈大成少惠栋3岁，邃于经史，通故知今，为惠栋兴复古学事业的志同道合者。惠栋生前，为大成《学福斋集》撰序云：
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此儒林之业也。余弱冠即知遵尚古学，年大来兼涉猎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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